每当事关国计民生的政府决策出台时，总会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

　　6月20日，深圳罗湖区出台了市容环境量化考核指标，规定街头出现乞丐将对城管扣分，引来网民无数“拍砖”：政府约束内部行为的考核制度与公民权利孰轻孰重？弱势群体的权利该如何得到保护？执法人员的无奈、乞讨人员的不满，是否会让政策制定者反思：政策出台的脚步何妨放缓些，让充分听取民意后的政策更有可操作性。

　　另一件“空投”事件，同样让人感到措手不及。广州市政府在6月30日晚宣布，广州市将于7月1日零时起正式实施中小客车总量调控交通政策。结果引发市民通宵买车狂潮。对于汽车限购这样涉及公共利益的决策，为什么不能先征集民意？在行政许可法已经实施的背景下，“限购令”搞“突袭”难免引起公众质疑。北京早在2010年底就实施了购车“限购”政策，但因为之前在网上进行了意见征集，赢得了市民的理解和支持。

　　一项政策的制定要想深得民心，切实可行，必须遵从严格的民主程序。如果仅靠领导“拍脑袋”、求新求快，很容易使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与现实脱节，甚至走了样、越了界。等到出了问题再搞“急刹车”，有关部门不仅显得被动，更浪费了行政成本，损害了政府公信力。

　　近日，某地领导透露当地地铁要设立“提供坐票服务”的说法，立刻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网民质疑这一做法违背了公共交通首先应当确保服务均等化的基本原则，会造成贫富对立。对此，有关部门回应称：“VIP车厢”实为机场线路大件行李车厢，但仍难以消解公众质疑。

　　我们知道，地铁是一个公共性服务平台，在许多大城市更是核心交通工具，对所有乘客本该一视同仁提供服务。在当下运能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就草率提出差异化服务的“大跃进”思路，难免引起公众对公共服务嫌贫爱富的深层担忧。

　　很多活生生的案例说明，剥夺公众知情权和参与权而匆匆出台的决策(尤其是公共决策)，定会滋生矛盾，积累怨气，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要减少政策制定的 “突然袭击”或者“朝令夕改”弊端，除了要加强制定者的法治观念和大局观念，还需要提高社会的广泛参与度。只有公众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和话语权，给决策者多设置些“缓冲带”、“减震器”，政策的出台才会有坚实的民意基础和现实依据，实施起来才能保证“政通人和”。